分類: 社交及情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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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情意成果 高等教育

學習者對AI與人類導師回饋的偏好

Le 與其團隊以大學英文學術寫作任務為情境，檢驗學習者在接受不同來源與介面形式的學習回饋後，對「人類導師 vs. 生成式AI」的偏好是否改變。研究招募114名非英語母語的大學生，並隨機分派至四組：不提供回饋（控制組）、人類導師回饋、ChatGPT 4.0 自由對話介面、以及以 ChatGPT 為引擎的「結構化」寫作分析工具。研究在任務前後分別以量表與二選一題測量偏好，並比較四組在後測偏好與偏好改變上的差異。

結果顯示，學習者在任務前即呈現明顯的人類導師偏好（87.2% 選人類），任務後此偏好仍然穩定（86.0% 選人類），呈現教育情境中的「算法厭惡」現象。然而，後測量表分數在四組間達顯著差異，人類導師組顯著高於自由對話AI組與控制組；在人類／AI二選一偏好指標上亦達顯著，其中人類導師組與結構化AI工具組都顯著高於自由對話AI組。就偏好改變而論，整體平均變化趨近於零，但四組差異顯著：自由對話AI組對AI的偏好略有上升，反之，人類導師組與結構化AI工具組相較於自由對話AI組更傾向於人類。亦即，即使三者皆能提供有效回饋，自由對話介面才較能緩解算法厭惡、提升對AI的接受度；而結構化、一次性呈現的工具反而強化了對人類導師的偏好。

作者據此主張，提升AI教學工具的「互動性與對話性」或比純粹的技術優化更能影響學習者偏好，因為可反覆厘清與修正的對話歷程，能降低學習者對「演算法必須完美」的期待落差與不信任。整體而言，研究將「人類偏好」置於可被介面設計調節的脈絡中，為AI於教育的採納、產品設計與課程實作提供了實證基礎與警示。

 

文獻來源（開放取用）：Le, H., Shen, Y., Li, Z., Xia, M., Tang, L., Li, X., … & Fan, Y. (2025). Breaking human dominance: Investigating learners’ preferences for learning feedback from generative AI and human tutor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ttps://doi.org/10.1111/bjet.13614… Read the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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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計劃的結果適用於誰？

幾十年來，教育實驗和統合分析一直關注干預的平均效果。但是，這要假設所有學生在所有情況下都預期相同的效果，教育工作者知道這是不現實的。干預的有效性可能因學生特徵、課程的實施方式或其持續時間等因素而異。最近，實驗設計已轉向明確識別結果可推廣到哪些人群，從而幫助教育從業者更好地理解預期效果。

Tiffany Jones及其團隊最近的一篇綜述探討了在評估SEL計劃的研究中，學生的種族多樣性的代表程度，以及哪些SEL計劃有益於少數族裔。他們分析了CASEL框架中列出的97項針對3-11歲美國學生的校本干預實驗研究。

該綜述發現，在這些研究中18%的學生沒有報告種族。在有報告的數據中，白人學生佔比最高（35%），其次是非裔美國人（28%）和西班牙裔（23%），其他種族均不足5%。在包括不同種族的69項試驗中，只有13項研究了不同族裔群體的效果。結果顯示，7個SEL項目對黑人學生有確切效益，而4個項目對西班牙裔學生有益。這些發現基於針對單一種族群體或對特定子群體顯示出正面效果的研究。

作者得出結論，大多數試驗在評估中未能充分考慮種族的角色，需要更多的研究來了解SEL計劃對少數族裔群體的影響。

 

文獻來源（開放取用）：Jones, T. M., Kim, B.-K. E., Fleming, C. B., Deng, J., Duane, A., Gavin, A. R., & Shapiro, V. B. (2025). To whom do these results apply? Assessing evidence for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programs among specific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00346543241310184. https://doi.org/10.3102/00346543241310184… Read the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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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情意成果 高等教育 教育行政及領導

哪些大學生較可能依賴AI呢？

生成式AI工具正逐漸在全球的課堂和學生筆記型電腦中普及。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具影響力者必須了解不健康依賴AI的負面影響。研究人員使用「人–情感–認知–執行的互動」（I-PACE）模型研究了心理因素與科技使用問題的關係，研究人員調查了首爾300名大學生的對AI依賴性。雖然他們假設自我效能感（學生對自己能力的信念）與依賴AI之間存在關聯，但他們沒有發現直接相關。相反，學術壓力卻為依賴AI的主要驅動因素。換句話說，學生的學業壓力越大，他們依賴AI工具的可能性便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84% 的受訪學生使用 ChatGPT 來獲取學術幫助，儘管並非所有學生都表現出依賴的跡象。研究人員還尋找依賴AI的負面後果。學生們報告說，對人工智能的依賴導致懶惰增加、錯誤資訊的傳播、創造力下降以及批判性和獨立思考能力的降低。研究人員還檢視了學業期望的角色：認為人工智能有助於他們學業成績的學生更有可能變得依賴AI。

人工智能工具在學校的出現是一個產生不同的觀點和政策建議的難題。與其主要聚焦於如何限制AI和教授AI素養，學校不如優先考慮壓力管理和低風險的實踐機會，以減少對AI的依賴。

 

文獻來源（開放用取）：Zhang, S., Zhao, X., Zhou, T., & Kim, J. H. (2024). Do you have AI dependency? The roles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academic stress, and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on problematic AI usag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21(1), 34. https://doi.org/10.1186/s41239-024-00467-0… Read the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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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情意成果 教育行政及領導 中學教育

視力對中國農村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

研究結果表明，視力障礙與兒童抑鬱和焦慮等精神疾病有關，尤其是當屈光不正（近視、遠視、散光、老花等）仍未得到糾正時。Pang和其團隊最近發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的一項研究探討了中國農村初中生的視力障礙、學習成績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

該研究涉及來自中國西北寧夏農村124所學校的19,425 名七年級和八年級學生的隨機樣本。 2019年最後一個季度收集了有關學生視力、眼鏡使用方式、學習成績（通過標準化數學測試）和心理健康（使用 SDQ）的數據。主要發現包括：

  • 在學生中，2% 有視力障礙，其中 56.6% 沒有戴眼鏡。根據 SDQ 評分，總樣本中約有 9% 處於心理健康問題的高風險中。
  • 戴眼鏡的視力障礙學生比正常視力的學生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可能性較低，而不戴眼鏡的學生則更可能有心理健康問題。
  • 與戴眼鏡的同齡人和視力正常的同齡人相比，沒有眼鏡的視力受損學生的心理健康情況顯著較差。然而，戴眼鏡的視力障礙學生和視力正常的學生在心理健康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 在視力障礙學的生中，數學成績高且戴眼鏡的學生比不戴眼鏡的學生心理健康更佳。對於數學成績低的學生，眼鏡的使用與心理健康之間沒有顯著關係。此外，無論學習成績如何，眼鏡的使用都對學生追求高等教育的意願產生了正面影響。

該研究強調了為視力障礙學生提供眼鏡以改善他們的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它建議干預措施和政策應側重於提供眼鏡，以提高低收入農村地區學生的整體福祉。

 

文獻來源（開放取用）：Pang, X., Wang, H., Qian, Y., Zhu, S., Hu, Y. A., Rozelle, S., Congdon, N., & Jiang, J. (2024).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isual impairment,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mental health: Insights from eyeglasses usage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14(1), 24244.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4-72119-2… Read the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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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情意成果 K-12 教育階段

干預能否改善教師的幸福感？

Li 及其團隊的一項統合分析調查了干預計劃對 K-12 在職教師幸福感的影響。該三層統合分析共納入了 1990 年至 2022 年發表的 44 項研究，當中涵蓋176 個效應值，大約 80% 的效應值來自持續為8週或更短的干預時間。在這些研究中，31 項研究使用了前測/後測對照組設計，14項研究僅比較了干預前後的結果。總體平均效應值為0.35。

調節分析探討了影響研究效果差異的因素。每項研究的質量根據五項類別（例如抽樣方法、研究設計）進行評估，並分為強、中、弱三類。分析顯示，高品質研究 （效應值 = 0.53，k=21）的效應值最大，其次是弱 （效應值=0.40， k=45） 和中等品質（效應值 = 0.26， k =110） 研究。此外，有對照組的研究 （0.39， k=111） 比沒有對照組的研究 （0.26，k=65）有更大的效應值，儘管沒有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差别。

就干預類型而言，以正念為本的干預 （0.39， k = 79） 的效果顯著大於減輕負面情緒的干預 （0.15， k=13），但與基於正向心理學的干預 （0.38， k=29）相當。雖然沒有發現顯著差異，但干預對個人幸福感（例如，生活滿意度、減輕壓力）的影響大於職業幸福感（例如，工作滿意度、職業倦怠）。

該研究的結果可能因幾項限制而被誇大：1）該研究僅包括已發表的同行評審期刊文章，不包括灰色文獻；2）呈現發表偏差；3）所有納入的研究都使用自我報告問卷進行測量。

儘管如此，這項統合分析提供了對教師幸福感干預效果的全面且更新的綜合分析。

注：k = 效應值的數量。

 

文獻來源：Li, Y., Wang, X., Chen, J., Lee, J. C.-K., Yan, Z., & Li, J.-B. (2024).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n Teacher Well-being: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36(4), 129. https://doi.org/10.1007/s10648-024-09966-y… Read the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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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及情意成果 計劃評鑑 中學教育

哪種形式在舒緩焦慮方面更有效：面對面還是網絡上干預？

Shao 及其同事評估了DNA-V計劃對減少了焦慮的影響，該計劃經編修在文化上適應了中國的青少年。DNA-V（發現、注意、建議-價值）計劃結合了基於正念的社交情感學習（SEL）和認知行為策略，以增強心理彈性，從而降低焦慮。認知解離被認為與心理彈性高度相關，因此該研究特別檢視了認知融合（個體陷入自己的思想中，可能會增加心理困擾）作為減少焦慮的中介因素。

研究人員將北京一所城市中學的六個八年級班級隨機分為三組，每組接受不同的干預：面對面的DNA-V組（40人）、網絡的DNA-V組（56人）和活性對照組（50人）。在六週的時間裡，干預組每週參加一次40分鐘的課程，面對面組在教室裡進行，網路組於電腦課室通過在線遊戲形式進行。對照組接受了6節正向心理學課。

學生在干預前（T1）、干預後（T2）和干預後兩個月（T3）完成了中學生焦慮量表（中文版）和認知融合問卷。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的結果表明，只有面對面組在T1至T3和T2至T3顯示出焦慮和認知融合分數顯著減少。隨著時間的推移，網絡組和對照組未發現到顯著變化。

作者使用中介模型進行進一步分析探索 DNV-A干預的潛在機制。研究結果顯示，面對面的DNA-V干預直接降低了焦慮（T3與T1之間的差異），並未通過減少認知融合（T2 與T1之間的差異）產生任何間接效果。網路干預對焦慮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這些發現表明，適應文化的面對面DNA-V計劃可能是一項有效的學校為本的干預，可以減少青少年的焦慮，儘管認知融合並未在此發揮中介角色。

 

文獻來源：Shao, S., Zhang, Y., Yang, M., Li, C., Zhao, R., Liu, Z., Wu, M., Liu, Y., Zhu, Z., & Cui, L. (2024).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NA-V program on reducing anxiety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Outcomes of the face-to-face and web-based versions.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106, 101357. https://doi.org/10.1016/j.jsp.2024.101357… Read the r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