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及其團隊採用橫斷面問卷設計與階層迴歸與調節分析，探討在職教師的教學情緒與教學能力心態如何預測其 AI 準備度，並檢驗心態是否調節情緒對AI準備度的影響。研究以424名中國在職教師為樣本（平均年齡38.76歲），涵蓋小學與中學階段。AI準備度依Wang等人（2023）的四構面模型測量，包括認知、能力、願景與倫理；教學情緒區分為正向與負向情緒；教學心態則分為成長型與固定型。分析過程控制性別與社會期許偏差，並透過PROCESS檢驗交互作用。
結果顯示，正向教學情緒顯著正向預測教師在AI準備度四個構面上的表現（B ≥ .48, p < .001），而負向情緒對任何構面皆未達顯著預測（|B| ≤ .06, p ≥ .309）。在教學心態方面，成長型教學心態對認知、能力、願景與倫理皆具有顯著正向效果（B ≥ .18, p < .01），顯示將教學能力視為可發展者更能促進教師面對 AI 教育變革的整體準備。然而，固定型教學心態並未全面產生負面效果，反而在「認知」與「能力」構面上呈現顯著正向預測（B ≥ .17, p < .01），但對願景與倫理未達顯著。整體而言，情緒與心態加入模型後的效果量屬中至大型（.28 ≤ f² ≤ .36），顯示其對AI準備度具有實質解釋力。
在調節效果方面，成長型教學心態強化了正向情緒對AI認知準備度的影響（B = .11, p < .05）。亦即，當教師同時具備高度正向情緒與成長型心態時，其對AI角色與功能的理解程度顯著提升。另一方面，固定型教學心態調節了負向情緒對認知構面的影響（B = .10, p < .05）：在固定心態較低時，負向情緒會顯著降低認知準備度（B = –.18, p < .05），但在固定心態較高時則不顯著。值得注意的是，調節效果僅出現在「認知」構面，而未出現在能力、願景與倫理構面，顯示AI準備的認知層面對情緒與心態資源的互動最為敏感。
整體而言，本研究指出，教師面對AI教育變革的準備程度，不僅取決於技術訓練或制度支持，更深受其教學過程中的情緒經驗與對教學能力可塑性的信念所影響。正向情緒與成長型教學心態構成促進AI準備度的重要心理資源，而二者的協同作用特別有助於提升教師對AI的認知理解。研究建議，在推動AI教師培訓與專業發展時，應同時關注教師情緒調節與成長型心態培養，以促進更全面且持續的AI準備。
文獻來源（開放取用）：Ti, Y., Sun, Y., & Li, X. (2026). Predicting in-service teachers’ AI readiness from emotions in teaching and mindsets about teaching ability: Testing the dir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75, 105433.